七界策略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和同事命名恐龙新物种超过80个—— 野外科考，寻找亿万年前的生命（弘扬科学家精神）

　　人物小传七界策略

　　徐星，1969年生，新疆伊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生代爬行动物化石及地层学研究，曾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热心科普事业，所著《未亡的恐龙》获评全国十大科普好书。

　　多年后，徐星仍清晰地记得1997年发生在辽宁省北票市的一晚。那天，关于恐龙化石的野外发掘工作结束了，一个当地人告诉徐星和同事，愿意捐献一件化石标本。来到这位捐赠者的住处，徐星看见了一些堆在房屋一角的破碎化石。当看到其中一块化石上隐约露出的羽毛印痕，他激动地蹲下身去，“当时那种感觉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像是把进化史的一扇门推开了一条缝，门后是恐龙向鸟类进化的漫长历程。

　　这块化石后来被命名为“意外北票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保存有羽毛的镰刀龙类恐龙化石。正是这次发现，让徐星选择带羽毛恐龙作为研究方向。

　　如今，徐星已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和同事命名的恐龙新物种超过80个。当记者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图书馆，书架上整齐码放着古生物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期刊，在不少期刊中，都能看到徐星的名字。

　　探索未知，在恐龙演化领域深耕

　　21世纪初，辽宁省朝阳市的一次发掘改变了人们对恐龙的认知——徐星和同事发现了前后肢均具飞羽的小盗龙，提出四翼恐龙假说，但遭到一些质疑。徐星坦言：“我们传统上对于恐龙和鸟类的认知是有固定模式的，很多研究者无法接受这样的概念。”

　　彼时七界策略，大多数学者相信鸟类飞行奔跑起源说，即认为鸟类的祖先是两足行走的小型兽脚类恐龙，在奔跑当中，其前肢解放出来，演化出拍打能力。但徐星等人认为，这些长着4个翅膀的恐龙很可能已经具有滑翔能力。这一发现为鸟类飞行起源于树栖动物、经历了一个滑翔阶段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

　　2011年，在新疆五彩湾，科考队队员余涛发现地层上裸露出一排弯曲尖锐的牙齿。“那时候我们很兴奋，觉得它会不会是暴龙家族的成员？侏罗纪时期的暴龙家族化石在那时很罕见，这个保存非常好的化石将是一个重要发现。”兴奋不已的徐星和同事击掌庆祝。随后，科考队队员通过艰苦采掘，终于获得了完整化石。

　　2015年，奇翼龙的发现曾掀起更大波澜。这种恐龙有着类似蝙蝠的皮膜翼，和之前人们认知的羽毛飞行演化史相悖。为证实这一发现，徐星团队先是对化石进行CT扫描，又用电镜观察翅膀的微观结构，甚至分析了翼膜残留的化学成分。“通过不同来源的证据，我们最终说服了《自然》杂志审稿人，让他们相信奇翼龙确实长着奇怪的翅膀。”徐星说。

　　随着在恐龙演化领域的深耕，徐星发表了300余篇论文，研究成果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并于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亲切地称为“恐龙院士”。

　　徐星介绍，“在中国发现的恐龙为什么不能用中文命名呢？其实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尝试用本地语言来命名恐龙，以增加恐龙的地方特色。”

　　徐星于2004年首次用汉语拼音直接命名“寐龙”，既描述了化石蜷缩睡眠的姿态，又暗喻亿万年的沉睡。之后他又命名了很多具有中式风格的恐龙名字，如“奇异帝龙”“朝阳传奇龙”等。2012年，《自然》杂志评价：“徐星革新了恐龙进化研究，帮助中国成为古生物学的‘动力室’。他已经对60多个物种进行了命名，比其他任何在世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所命名的都多……”

　　风餐露宿，无人区里开展艰难发掘

　　虽然命名的恐龙种类多，但对于徐星和众多科研人员来说，“没有什么重要发现”才是野外发掘的常态。他早年开展野外科考时，常带队深入前人少涉足的区域寻找恐龙化石，这种探索过程充满艰辛与不确定性。“我们10多人组成的科考队七界策略，经常在无人区一天行走二三十公里，连续工作一两周，都没什么发现。”

　　寻找化石的过程往往枯燥至极。徐星每天的野外工作始于黎明前的装备检查，地质锤、放大镜、加固剂等被分装进褪色的帆布包。队员们到达地点后，手持地质锤俯身敲击岩层，每日重复着剥离、清扫、标记等工作。

　　风餐露宿是团队的日常，有时甚至要与狼群争食。一次，营地丢失了一只羊，“几天以后，我们在营地300米外发现了那只被狼咬死的羊”。车辆故障更是家常便饭——方向盘在颠簸中脱落、轮胎被锐石扎穿……

　　让徐星印象最深的是在蒙古国的戈壁上作业。为了节约水，团队成员连续20天不能洗脸刷牙。徐星的袜子因为汗盐结晶与沙土板结，硬得像靴子一样，竟能直立在帐篷角落。

　　有一次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徐星像往常一样伏在地面工作。“找到化石后，要用石膏和麻袋片把化石裹起来拿回去，一袋子50公斤左右。”搬运的时候，徐星清晰地听见腰部发出“咔”的一声，顿时剧痛袭来。为了不耽误前往200公里外进行调查，他忍痛躺在车后座，两天多才穿越戈壁，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现在，腰疼成了老毛病，他常常要站着工作。然而，徐星却不以为苦，“经年累月地‘走’下来，才有机会收获幸运。”正如“意外北票龙”的发现，所谓“运气”都是历经艰难、辛勤付出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拥抱“转折”，用科普传递知识与乐趣

　　童年时期，徐星有过许多梦想，比如，成为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却从未想过会和亿万年前的生物产生联系。初中时，他又迷上了物理，想要考北京大学物理系。

　　第一次命运转折发生在1988年夏天。北大物理系那年未在新疆招本科生，当看到录取通知书上的“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时，徐星十分疑惑：“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老师也一头雾水，认为可能是一个新专业。开学后，徐星才知道，这个学科方向是地球科学的一个分支。

　　第二次转折来得更戏剧化。1992年，徐星所在班级前几名的同学全部放弃了保研资格，他意外获得推荐，成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当年唯一招录的应届硕士研究生。

　　徐星最终接受了“命运的选择”。硕士研究生最后一年，为完成毕业论文，徐星才开始系统研究恐龙化石，开展野外挖掘。“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恐龙化石研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需的技术和方法，与我的能力也很匹配。我很喜欢野外科考，喜欢趴在地上寻找化石。第一次亲手触摸恐龙化石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了亿万年前的生命。”从那时起，徐星才算真正进入了古生物学领域。

　　为了将古生物学的乐趣传递给更多人，几年后，徐星开始涉足科普。刚开始，他写了很多科普文章，也开了科普讲座。第一次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办讲座时，现场工作人员、家长和小孩，再加上徐星，总共就7个人。坚守科普事业至今，他也曾受到质疑。“有人说，院士的时间很宝贵，应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科学研究。但我觉得，科普和科研是同等重要的。”徐星说。

　　20多年前，徐星得知自己需要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恐龙科普文章，还有可能登上小学语文课本，他既兴奋又苦恼。“科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风格体系，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一篇课文，既要让孩子们看得懂，又要具有文学性，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很大的工作。”短短1000字，徐星反复推敲，几易其稿。

　　“说到恐龙，人们往往想到凶猛的霸王龙或者笨重、迟钝的马门溪龙；谈起鸟类，我们头脑中自然会浮现轻灵的鸽子或者五彩斑斓的孔雀。二者似乎毫不相干，但近年来发现的大量化石显示：在中生代时期，恐龙的一支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儿……”文章最终呈现在课本上时，徐星的“自豪感比取得科研成果还要强烈”。后来，每次科普讲座上都有很多孩子说，因为学习了《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课文，对恐龙产生了巨大兴趣。

　　如今，徐星的科普讲座场场爆满。“我们了解世界，都是从孩童时期就开始的。恐龙化石能够抓住七八岁孩子的眼球七界策略，也可以让孩子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了解科学。”徐星说，“我做科普，并不是希望所有孩子将来都选择古生物学，而是希望更多孩子关注自然和科学。只有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的氛围，我们才能真正培厚科技发展的黑土地，为科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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